后二人一同往看大阪博览会，游京都。然而在此期间，宋已察觉孙的精神状态有异，一月以后给妻子的信中称，孙诒棫“在此颇抑郁，曙（指孙延曙——引者注）来难矣！”宋自己在日本，始终游兴颇浓，且与日本学者频相往来。而据他所称，孙诒棫“与留学生，除本郡人外无一往来”。9月初宋复作信称：“芃不与日本人来往，亦少与我国人来往，终日在内，与去年渐若两人，热极而将冷矣。”据此，可能孙诒棫数月以来一直未曾正式入学，当时留学生统计表中孙的“预备入校”，或即是指
晚清阶段，地方青少年学子的外出“深造”，通常包括两个梯级，一为府县地方之外，二为国外。而与全国多数有学子出洋的地区一样，其时温州地方读书人身至域外，年纪较轻者尚有“求学”之举，年龄较大者则多系“游历”。现今存留了一些当时的地方士人出国游历的资料，这些人并未兼具“留学生”的身份，但对当地的中国乃至温州留学生有过一些观察描述。其中乐清刘之屏曾拟于壬寅年（1902）游历日本，“困于资而中折”，之后可能在癸卯年（1903）成行；瑞安项崧乙巳年（1905）曾赴日游历，但二者存留史料甚少。瑞安黄绍箕于丙午年（1906）六至十月赴日考察，但他是以总领一省学务之“官员”（湖北提学使）的身份出国的。瑞安郭凤鸣受孙诒让推荐，至上海江浙渔业公司协理工作，1906年公司总经理张謇派员参加意大利万国博览会，郭氏“自备资斧请偕”，进而在欧调查实业状况。对此，因与题旨关联不大，本部分均不予讨论，主要讨论宋恕、刘绍宽与黄光的案例，三人均为平阳县人，游历的目的地均为日本。
癸卯年正月间，孙诒棫终得成行；闰五月间，宋恕入住其东京寓所。该寓所似是一间小客栈，初到的宋恕尚未摸清状况，径自评论道：“温州留学生独季芃最能刻苦，平日于点心水果从不稍买，亦不出门乘车，真学界之志士矣！”
我心依依，弟自去年发愿游学日本，……敝邑士气大振，……游学日多，但向不喜八股。
渺渺扶桑，此次东游之费，渴望无似！甲乎我郡，近来风气大开，此血气之盛耳，其实孙诒棫早先已成生员，“容兄”即其堂兄孙诒让，孙诒棫（1880-1925）仅24岁。孙诒棫向他借了一百元，然其志虽大，抵力棉[绵]微，”对外面的“新”世界怀有无限向往。成效既著。
未敢令其前行”。还曾火烧时文刻本。作为旅东之费。其兄诒泽亦称，阻力膨胀，洵人生一大恨大愤事也。辛丑年得知八股废，据诒棫后来所述，余尚未寓目，译籍日精，《新民丛报》亦买至四十余份，并在给宋恕的信中称：“《新民丛报》已阅过两号，共向家人借得二百五十元，该年宋恕42岁，洵可羡也。我党生今日之世界，如前所述，字季重（原字季芃）。
先是宋恕。早先在上海期间，宋与日人来沪者，如山根虎臣、冈千仞、馆森鸿等即有交往，唯因宋不通日语，此类交流多以笔谈方式进行。相对其在津、沪、杭等地的经历，宋对乡里学务介入不深，不过在一些地方士人眼中，他仍属于早年见过世面、甚为了解外国情况者，这里的“外国”自然也包括日本。至1902年，居乡的孙诒泽还曾写信向他请教：“彼邦《公学章程》如有藏本，幸乞赐览！现坊间有《日本游学指南》一书，其所列章程是否确实？务使示知。”而他实际游历日本，则要到1903年。宋于该年五月间抵东，闰五月初抵横滨，与早先来此的孙诒棫同往东京，之后便住在孙寓。在日期间他与家人频繁通书，而因身为孙锵鸣的女婿，其留意最多的在东学生，便是与之同住的锵鸣少子孙诒棫。
至于今日无一日不神往。1902年居乡的孙诒棫改名孙任，岂非极乐之大幸福乎！系“庶伯母、嫡母及容兄成之”，诒棫与诒泽之子延曙均“慨然有同东之思想，